使馆门前的黑暗

到北京已是晚八点，在旅馆安顿下来休息几个钟头后，次日四时许我便坐线车到使馆区。

夜暗而朦胧，但勤劳的北京平民已经起来忙碌了，因为我看到一些骑三轮车的北京老大爷，已行驶在大道上。

在秀水路——王朔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的那个地方——我截着一位老大爷问去大使馆的路，微弱的晨曦中，我根本辨析不清他的脸。

“从这一直往前走，大约二百米往右拐，”他绍介道。

“坐出租需多少钱？” 我想省事一些，便问。

BBC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主持人王恩禧(Oscar Wang)

“很近，用坐出租吗？！——”他用浓重的北京口音反问我，似乎带着能节俭则节俭的口气。以后，在北京的几天里，我发现几乎所有上岁数的北京人都这样。他们简朴，热情而又诚恳。

沿着他指引的路往前走，虽然很茫然，所幸的是每家使馆区的门口都站着中国士兵，他们给我指点了不少。到大使馆东边的小偏门处，中国的士兵给我编了个接见号，是127。

渐渐地天放亮了，捱近八点，大使馆开始工作了，而人群也像从地下冒出一样，眨眼间如散在签证处门口的蚂蚁，人群喧闹着，都沉浸在即将离国的喜悦中，我看到沈阳来的那个年轻女孩，在那里正用英语与人熟练地模拟着与签证官的问答。

十点多，人们拥挤着往前冲，签证队伍开始乱套了，因为有的人在外面黑市里买到签证号，人群的喧闹议论中，似乎这买卖号的勾当与外面的中国军官与里面的汉奸翻译有关——打那时起，我就更深一步地理解到，大陆光复后，中国人何以那样的痛恨汉奸。可恶，实在可恶！

熬到下午他们办公结束，那位军官宣布号前进的位置，我的号仅仅往前挪动十多位，照这样排下去，要等到何年何月？况且大后天就是圣诞节，耶稣降世，是欧美人法定的节日啊！看样，此次出国形势危如累ruan。

很上火，晚上在海军大院，往BBC中文节目主持人铃兰那里拨电话，我嗓子已沙哑，而且几乎带着哭腔了：“人很多，一天往前挪不几个号，关键他们卖号……”

“黄老师，你别上火，”电话那边传来她那甜润的声音，“你是在电话亭打的电话吧，你告诉我你现在的电话号码，我给你打过去。”

等电话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连忙抓起电话放在耳边。“黄老师，你千万别上火，找时间我再和柯鸿岗先生商量一下……”她再一次安慰我。

回去之后，在妻的朋友家里，我们三个喝了一瓶白酒，其中我自己就喝了其中的三分之二。醉里乾坤大，梦里日月长，暂且以酒作尉籍，麻醉或麻木自己吧!——我也是一个实在难以脱俗的人。

第二天我仍早起到使馆等候，九点光景，人群又鼎沸了，议论的仍然是卖号加塞的问题，我真的是绝望极了——打听一下知情者，他们好心地告诉我，每个号大约卖七百元。

买吧？买吧！——要不不赶趟了哪！于是在别人的引荐下，我拜见了那位卖号的大姐——她身着红色的羽绒服，个中等，丹凤眼 ，肤色白嫩，三十五六的样子，长得不算漂亮但也不是讨厌人的那种。

“你想几点进去？”她问我。

“当然越块越好！”我说，随手把我的邀请函掏出递给她。

“九点半行吗？”她轻蔑地扫了一眼周围围观的人，然后问我有没有对方的出国邀请信、请假证明之类，我一一做了解释。

“多少钱？”最后我问。

“五百吧！”她仿佛作出许多让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人情。

“黄——书——欣——”这时，在小门口维持秩序的那个中年军官大声招呼，“黄书欣在不在呀？——”。

“在！——”我嗷地一声跳起来，向签证处门口跑去，也没管与我谈判的那位大姐，怀里兴奋得像揣了一只兔子，我知道，BBC一定替我运作通了。

半个小时以后，等我从签证处出来，那焦躁的人群露出羡慕的目光。“你刚出去的时候，那个白人女签证官又出来招呼你了，”旁边的一位四川口音的大姐说，“我都在这等十多天了，人家外国人真是，说帮你就真心帮你！……”

几年过去了，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一向忌讳外国记者报道中国阴暗面的官僚，怎么能容忍使馆门前的那片黑暗。

2002年3月10日 撰写
2004年5月31日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