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下恒昌福面坊招牌，铲去巨大的“酱”字，清除抹在外墙上的石灰，上海兴业路、黄坡南路交叉口一排五座砖木结构一底一楼石库门，显出漂亮庄重的原貌：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矾红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这就是2020年11月17日闭馆修缮改造后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在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在上海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数千条马路中，兴业路是很普通的一条。这是闹中取静的所在。这儿离车水马龙的商业闹市圈淮海中路不过几百米，而这条马路上却不通公共汽车，行人也不多。

我一次又一次来到这条马路，步入路北那座在青砖中镶嵌着红砖砌成的典型的上海民居——石库门房子。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小康之家，喜欢住这种独门独户、既有小天井又有小楼的房子。石条门框，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矾红色雕花门楣。这一切都给人古朴典雅的感觉。

虽说，上海现今还有不少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房子，然而，兴业路76号却成为万众景仰的革命圣地——墙上高悬大理石铭牌，上面刻着金色大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一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我第一次来这里免费瞻仰“一大”会址开始，到后来的1毛钱、3元钱直至2008年3月10日开始的免费领票参观，每次一涉及这个地方，我的心里都会情不自禁地鸣奏起那首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旋律，尽管停驻在心里的，都是上海典型居家的石库门房子，青灰色的砖墙，灰蒙蒙的，潮湿的墙根爬满了青苔，在狭小低矮的装有黑漆铁栏的阳台上，堆着未必可用却永远也舍不得丢掉的“破烂”，描绘着物质生活的贫困；阳台边沿，还可能长着一些杂草，和窄小而陈旧的马路倒也相称。然而，绝不影响那激越得能煮沸热血的旋律在我的心底奏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落花流水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天下”，当然是前无古人的崭新天地。

……

这五幢石库门房子，自东向西依次为兴业路 70号、72号、74号、76号、78号（原望志路 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坐落在上海兴业路路北，朝南。兴业，“事业兴隆”之意。很多人以为，兴业路这路名是新中国成立后取的。其实，那是 1943年，撤销法租界时，废除了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与兴业路平行的另一条马路，便用广西东北部桂林市辖的兴安县县名来命名，叫兴安路。可以说当时于无意之中，取了一个含义深远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这是一排富有传奇色彩的房子。1921年，当中共“一大”在这里举行的时候，是簇新的房子，屋内墙壁白得耀眼，油漆地板一尘不染。那是在 1920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投资在那里刚刚建造的。她建这批房子是为了出租。笔者于1999年 6月 4日采访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党史研究员陆米强先生时，曾问及陈老太叫什么名字以及她的身世，他说当时只知她姓陈。据云，陈老太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她有女儿、女婿。陈老太怎么有大笔钱在 1920年建造望志路五幢石库门房子？她的丈夫是谁？一直是一个谜。而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房地产业名录中只查到一个名叫陈女英的女性名字，或许就是陈老太。

这五幢石库门房子，严格地说，真正的中共“一大”会址，是西边第二幢房子，即兴业路 76号（原望志路 106号），中共“一大”在那里楼下餐厅召开的。在这五幢石库门房刚刚落成，一位姓李的先生就在 1920年秋，租下了西边两幢房子，即望志路106号、108号，并把两幢房子打通，变成二楼二底。从此那里被人称为“李公馆”。

这位李先生，便是李书城，湖北潜江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他的原配甘世瑜于 1917年患肺病去世。1921年春，39岁的李书城和16 岁的上海松江府娄县修竹乡（今上海市松江区五厍农业园区附近）姑娘薛文淑在108号楼上结婚。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之后也住在这里。

薛文淑记得，李汉俊交际广泛，不断有朋友来李公馆看望他：“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我曾对书城提起，但书城说‘汉俊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跟李汉俊有着诸多交往的作家浙江桐乡乌镇籍的茅盾先生则这么回忆：“汉俊日文很好，自不待言，甚至日本人也很钦佩。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德文说得极流利，此与他学工科有关，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他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然而他自日本回国，就曾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活动，为当地军阀所注意，在武汉不能存身，就来到上海，和陈独秀共同发起共产党小组……”

在1921年4月，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前往李公馆拜访李汉俊。芥川龙之介因小说《罗生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而闻名于世。

芥川龙之介在大正十年（即 1921年）八月十九日写出《上海游记》，连载于日本《每日新闻》，其中第18节的小标题为《李人杰》。李汉俊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后来以号汉俊传世。

芥川龙之介写及李公馆客厅：“有小童把我等引到了会客室。会客室有一张长方形桌子，两三把西式椅子。一个盘子里面盛有一些陶制的水果：一个梨、一串葡萄还有一个苹果。环顾房间，除了这些不太高明仿制品以外，并无一件赏心悦目的摆设。不过，房间里没有尘埃，简朴整洁，令人愉悦。”令芥川龙之介没有想到的是，三个多月之后，中共“一大”就在这里召开，他成了第一个报道这个著名客厅（餐厅）的作家。

面对芥川龙之介，李汉俊丝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见解，如芥川龙之介所写：“李氏云，当下之中国该何去何从？解决此问题之途，既非共和，也非复辟。此些政治革命皆无能为力于中国之改造。往昔业已证实，当下仍在证明。然唯社会革命此一途为吾民所当努力者。”

在芥川龙之介的印象中，李汉俊是一位睿智、博学的学者，他的政治主张很鲜明。与芥川龙之介同往的村田君则用上海话评价李汉俊：“头脑灵光。”

1921年，当中共准备7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的“二李”——李汉俊和李达，受命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湖南零陵人氏李达当年是身材壮硕的30岁男子，1920年8月，从日本留学归来，被陈独秀聘为《新青年》杂志编辑。李达在上海邂逅浙江嘉兴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当李达要为中共“一大”代表安排住宿之处时，王会悟说：她曾担任黄兴夫人徐宗汉秘书，而徐宗汉是白尔路（后改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董事长，代表们可以用“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借宿于博文女校。

住宿问题解决了。会场安排在哪里呢？李汉俊说：“到我家开会！”当时，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李书城母亲带着几个孙子、孙女回湖北老家，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厨师、娘姨和李书城年幼的女儿李声英。除了李汉俊之外，其余四人皆文化粗浅，不懂政治，所以李公馆确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而且与博文女校只一步之遥。

二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1921年7月23日晚8时，在这幢房子底楼那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15个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3人。）围坐在长方形的餐桌四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这样开始。

穿长衫的、穿对襟中式纺绸上衣的、穿西式衬衫扎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操英语、俄语的，讲湖北、湖南话的，聚首在这幢石库门房子里。

我追寻着那围坐在大餐桌四周这15个人的足迹。我发觉，在15位代表之中，有两位外国人——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我细阅着关于他俩的种种档案。

38岁的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约瑟夫·斯内夫利特·马里。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曾在荷京大学读书，能说流利的英、法、德等多国语言，1900年开始在荷兰从事工人运动。1902年加入荷兰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1904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被派往荷属东印度群岛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14年发起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改称印尼共产党），1917年著文宣传俄国革命，被印尼当局驱逐出境。1919年1月回到荷兰，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加入荷兰共产党，与怀恩科普等同为激进的论坛派。

依据1935年8月19日的《马林赴华回忆》叙述：1920年6月，他代表印尼共产党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同年8月，列宁任命其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身材硕壮如同工人，而那副金丝眼镜表明他是知识分子。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他从莫斯科经奥地利穿过苏伊士运河，坐远洋海轮来到上海。马林到中国后首先接触的人是孙中山。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

第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得以发展。此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至终参加。1942年4月14日，马林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 九岁。

马林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功勋。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等不远万里前往荷兰，仔细查阅马林的档案，这才查清了马林之死的真相。特别是马林的女婿桑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取出，复印赠给中国朋友，使中国读者得知马林就义前的遗言，更加敬佩这位“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的异国英雄。

三

而尼克尔斯基却是那么的年轻——22岁。当年，他接受设在西伯利亚腹地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委派，风尘仆仆从俄罗斯来到上海，走进望志路106号，出席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会议进行到一半被迫转移，他也匆匆离去，之后便音信杳无。

很多年以来，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第三展厅，介绍15位出席者的版面中，只有14人的大幅照片以及生平介绍，唯独第15个人——尼克尔斯基处，却成了一块醒目而无奈的空白，让许多参观者迷惑不解。

在大半个世纪中，这位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重要人物只有一个名字，他的模样不为人知，他的命运无人知晓。曾有俄罗斯学者于1989年在《远东问题》杂志撰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

直到2007年9月，尼克尔斯基的生平之谜终于被揭开了。经过“一大”会址纪念馆20多年坚持不懈的寻找，俄罗斯、蒙古两国学者几乎同时发现了他的照片和档案，并将照片和资料送到了“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听说这一发现后，认为是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成果”。一段历史的空白被填补了。

那天上午，时任“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的倪兴祥向我介绍了这一重大发现的来龙去脉。

多年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从未间断过解开尼克尔斯基之谜的努力。倪兴祥回忆：上世纪80年代，曾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这封信引起了苏联有关方面的注意。

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卡尔图诺娃曾撰文说：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卡尔图诺娃接过了这项“解谜”工作。尽管她多方努力，也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却一直没有重大突破。直到2006年，她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克尔斯基的传奇经历。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涅伊曼的化名。他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布）党员，长期在前苏联远东地区工作。1921年6月，他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南下来到上海，与另一位来自荷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

然而，这位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革命者，命运却以悲剧告终。上个世纪30年代，涅伊曼成为苏联“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1938年2月，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11月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尽管，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渐渐浮出水面，但是，由于他身份特殊，照片一直未能找到。卡尔图诺娃教授曾向媒体呼吁，请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寻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2007年6月29日，“一大”会址纪念馆有了意外收获。来自俄罗斯的参观者阿列克赛·布亚科夫，要求面见“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领导，称手头持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布亚科夫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2006年，曾经来沪参观过“一大”会址。当时，同胞尼克尔斯基留下的那片空白，给他带来震撼。他决定回国后设法找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送交纪念馆。

布亚科夫先后向尼克尔斯基工作过的数个边疆地区的档案馆致函查询，均无所获。直到俄罗斯有关方面向他建议，根据尼克尔斯基生平的一些线索，不妨向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问询。这封征询信在两个月后，终于有了让他喜出望外的回函。一张光盘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氏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带有其本人头像的履历表。据称，档案馆中还有尼克尔斯基几十页的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其自传中还披露自己去过上海工作。

这一发现，令“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负责人激动不已。2007年9月12日，蒙古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名学者达西达瓦，又送来了在鄂木斯克州的专业档案馆发现的尼克尔斯基两幅珍贵的照片，终于，使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微笑着向我们走来，用他深邃的目光、坎坷的人生，向世人昭告着革命者的曲折经历与牺牲精神。

四

“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词，在以前所有涉及中共党史的教科书里都有出现，而且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统一名称。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最新的权威党史著作里，已经见不到这个名词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接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那么，是谁制造了这样一个谬种流传的名词呢？有学者研究认为：“一般认为最早是由武汉代表陈潭秋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史料是，为了纪念建党15周年，1936年6月7日《共产国际》第7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陈潭秋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早在之前就已有了这个名词。从马林1922年7月11日在《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可看到这个名词的完整表述，报告中说：“陈同志在广州……接到国际代表邀请他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工作之后，于8月底回到上海。”1926年，苏联的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明确写道：“1920年初，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组成了。”1936年，也是为了纪念中共建党15周年，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发表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也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由此可见，这一名词的最早提出者还是那些“关心”中国革命的外国人。不过，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的革命史书籍中，如延安时期，由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就没有出现“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词。1949年后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等教科书、学者研究成果中普遍沿用这一名词，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受了中共“党内一支笔”胡乔木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的“权威”影响。

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共“一大”没有女代表，但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女性并未留下空白，王会悟就是一位隐入南湖烟雨中的“中共第一任保卫部长”。虽然，因为会议是在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晓，作为会务这一“幕后功臣”的王会悟更是长期默默无闻，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所作的奉献将被永远铭记。
如今，“一大”15位出席者和唯一的历史见证人均已作古。“一大”原本自1921年7月23日起，在李汉俊家中举行。7月30日夜8时许，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声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密探（多年后，证实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巡捕程子卿）。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10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突然搜查李寓。幸亏，代表们及早转移，未遭逮捕。但是，会议不能再在李寓召开。改到哪里呢？有人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王会悟虽然不是代表，从丈夫那里听说情况之后，出了个主意——改在嘉兴南湖开会！

王会悟曾在嘉兴县里的第一所女子小学上过学，对南湖很熟悉。她说，嘉兴离上海很近，南湖比西湖幽静，何况湖上有大型游船——画舫，在船上开会很安全。代表们同意了王会悟的意见，转移到南湖开会。

在南湖，我曾经访问过时任纪念馆馆长的章水强先生。与共和国同龄的章水强是嘉兴市桐乡人，1968年应征入伍后，成为空军某部的一名飞行员。1988年，章水强和曾是中国第四批女飞行员的妻子王莉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嘉兴。按照当时政策规定，转业干部夫妻不能同时留在机关，一个得去基层。章水强把去市委宣传部的机会让给了妻子，自己到当时位于嘉兴郊区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

到南湖纪念馆后的第二年，章水强就挑起了副馆长的担子，全面主持工作。1996年开始，他担任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

他跟我谈了整整3个小时。他告诉我，从1921年的火车时刻表查证，“一大”代表们是8月2日上午7：35分坐快车离沪，10：25分抵达嘉兴站，下车后前往张家弄鸳湖旅馆小憩，在那里订一艘游船。他们先上一船小船，由船娘摇船，送上大船。代表们在大船上开会，包了一桌午宴。就在那艘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决议》。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当天晚上，代表们便坐火车返回上海。

我登上了湖心岛畔的画舫。那是根据船工们回忆仿造的。据“一大”代表董必武生前来此看后，认定为与当年那船画舫很相近。并欣然题诗：“革命声传画 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