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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值此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笔者爬梳探访
。
2018年6月21日中午11点，全国政协礼堂北门前，一场简单而隆重的仪式正在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揭开红布，一块崭新的标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出现在全国政协礼堂北门边的墙壁上。至此，除中共九大至十九大召开地——北京人民大会堂外，包括上海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会址，广州中共三大会址，武汉中共五大会址，俄罗斯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址，延安中共七大会址，以及北京中共八大会址，全部对外挂牌开放。其中，“中共四大纪念馆”是在非会址原址异地建馆，中共六大会址挂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
一
1949年底，全国政协机关成立后，从中南海搬到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三层小楼国际饭店办公，这是政协机关成立后的第一个办公地点。在国际饭店办公不到两个月，由于人员增多，搬到南河沿南口路西的怡园饭店。不到三个月，又搬到中南海东花厅办公。1950年9月中旬，全国政协机关与政务院（现国务院）政法委员会互换办公地点，又由中南海搬到坐落在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白塔寺）南侧，当时叫赵登禹路32号，后改为太平桥大街23号。这里原是清代顺承郡王府，建于清顺治初年，第一位主人勒克辉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孙,后获得了“世袭罔替”殊荣。
上图说明：作者周军在全国政协礼堂
民国六年，租给晥系军阀徐树铮。奉系张作霖进入北京后，王府被奉系汤玉麟没收自住。1924年，张作霖进京，自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将王府作为大元帅府。顺承郡王府家族人等生活无着，不得已请贝勒载涛居中说和，将府第以75000大洋卖给入据北京的“东北王”，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也曾在其中居住数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征用这所宅院办公。政协机关搬来后，就与张学良旧部于学忠洽谈购买这所宅院的事，于学忠代表张家办理了卖房手续。1984年，定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1994年，全国政协机关因在此建现代化的办公大楼，总投资6500万元的顺承郡王府迁建至北京市朝阳公园东隅。如今，郡王府外花坛紧簇,绿草成荫,花园式的布局被人们称为休闲、散步、娱乐的“世外桃园”。
据京城资深记者潘珊菊撰文介绍，这栋有着63年历史的建筑的诞生，缘于曾连续22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的指示。1954年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找到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说：总理指示要为全国政协盖一个大礼堂，能容纳1200人开会。（建筑面积为1万平方米，造价300万元。）经政协秘书长办公会议决定，政协成立了建设政协礼堂小组，由政协秘书处副处长连以农任组长，苏林云任秘书，负责具体的联系和安排工作。这项工程实际上受齐燕铭领导。而他主持的两次会议给后来的全国政协办公厅行政处处长苏云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会议的参加单位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建筑工程局、电业局、中央广播事业局等负责领导。齐燕铭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然后讨论了选址问题和各单位分工协作问题。关于选址问题，有的人认为这样重要的活动场所，应建在长安街，政协的人认为既然是政协礼堂，还是适合建在政协办公地点。当时，政协机关院子很大，从北面的麻线胡同直到南面的扁担胡同，占地约40亩。最后还是选定在政协机关院内盖。会议还通过了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负责设计，市建筑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负责施工。考虑到礼堂建成后除政协使用外，中央和国家机关还会有一些重要活动在这里举行，因此在设计方面要有翻译室和译意风装置。第二次会议是讨论设计方案，这次会议除第一次会议参加单位负责人外，增加了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裕和。设计方案为大会场上下两层，可容纳1300余人开会，几个休息厅都比较大，一楼设五个会议室，其中第二会议室可容纳200人开会，三楼有一个800平方米的大厅，既可开各种会议，也可举办各种文娱活动和茶会、酒会等。礼堂开东南西北四个门，北门正对着政协机关，南门是正门，南门外开一条马路。对于开马路的提议，政协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样不安全。几经讨论并与有关部门交涉，最终还是因为开马路是北京市的规划，达成了共识。
由于建设政协礼堂是中央直接抓的项目，参加建设的各个单位派出最著名的工程师设计，最优秀的施工队伍施工，工程质量堪称一流。据介绍，当时全国政协办公厅原文书处处长王运深记得，开工后，全国政协机关100多人不论男女，轮流参加义务劳动，有的搬砖，有的抬土，年轻力壮的用小车推水泥。整个工地热气腾腾，一片繁忙景象。尤其是在礼堂建设期间，宋裕和这位原华东军区首任供给部长几乎每天都要到工地查看，当施工进入浇灌主席台顶上大横梁时，正赶上夜间施工，苏林云陪着宋副部长一直待在工地，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浇灌工程结束后，才回家休息。
政协礼堂从设计到施工，前后共一年，这在当时和现在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1955年下半年，礼堂建成不久，周恩来总理来查看，苏林云陪同其从一楼到三楼，各厅室仔细看了一遍。当走到二楼西侧的小翻译间时，他侧身走了进去，仔细询问了广播局机要室的专家有关译意风设施的情况。
由于当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尚未筹建，作为新中国较早的重要建筑之一，于1956年竣工的全国政协礼堂，顺理成章成为中共八大的主会场。
但对于中共八大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的消息，苏林云说：那是1956年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政协礼堂时，他才首次得知。当时，是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两位首长指示现场工作人员：“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约有1500人参加，上主席台的有270人，这次大会米高扬要来，得给他准备个休息的地方，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苏林云等人听了十分兴奋，当即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二
中共八大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的消息激励着政协相关部门同志，更鼓舞了全体政协礼堂员工，大家都纷纷表示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和大会服务工作，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
由于中共八大预计有1500人参加，而礼堂的座位只有1300个，为此在一楼把所有座椅都移动位置，增加了两排桌椅。但是，解决270人上主席台是一个大的难题。因为要求会议进行时，坐在下面的代表们能看到主席台上的人。而主席台只有16米宽，每排最多只能坐30人，需要安排9排座位。工作人员集思广益，多次向有关单位和能工巧匠请教，最后确定了解决方案：第一排座就在地面，从第二排起每排高出20厘米，共做了8排高大地坪，每排都设有固定的栏板以保证安全，这样共设计制作了80多块挡板。在两侧和后排还留了走道。米高扬的休息问题，也颇费了一番脑筋。第一会议室是毛泽东和主席台同志休息的地方，前厅原本是有几个会议室的，但须穿过代表的休息厅，不方便。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主席台西侧的道具间装修一新，临时作了贵宾休息室。这些问题的解决，邓小平和杨尚昆都表示满意。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距1945年4月，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共七大，已经11年。由于当时人民大会堂尚未建造（1958年，人民大会堂开始动工，1959年建成），于是当年刚刚竣工的全国政协礼堂便成为了中共八大的会场。
上图说明：中国北京全国政协大门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在十五大之前，八大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党代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着重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的建议》。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出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
根据七大党章的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七大是在1945年召开的，八大应当在1948年前后召开。但从七大后的整个形势看，很难按党章规定如期召开下一次党代会。
1945年到1949年，正是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决胜阶段，“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决不能让敌人有喘一口气的时机，犯下历史性的错误。在1948年或1949年里召开党的八大是不可想象的。
党的七大后，全党团结一心，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报告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号召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的重任。
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需要全力进行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全力捍卫新生的政权，进行还未完结的局部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需要镇压反革命，镇压一切仇视新生政权并继续反抗的阶级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需要全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在这个时期，也没有时间来召开党的八大。
但是，在1952年底，中央还是考虑过八大的事情的。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央决定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七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召开中共八大的各项组织工作。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篇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是以《论十大关系》的主要精神为指导思想。
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准备向中共八大提交的各项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做出决定，明确提出中共八大议程应突出“建设”这个主题。8月30日至9月12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对中央委员会准备提交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文件进行详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主持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对于开好中共八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9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26日，大会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三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出自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笔下。
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是很不够的。毛泽东强调：……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以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雄心壮志，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这篇开幕词不足2500字，竟博得了34次热烈掌声。
上图说明：中国北京全国政协礼堂
开幕词的起草，是八大前夕毛泽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很快，陈伯达写完了。但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当年，田家英34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
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并且加了几段话。第一段加的是纪念已牺牲的同志和朋友的话。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调写道：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一段是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和党所处的地位的文字：……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另外两段文字中，一段是在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内容前，加上肯定苏联成绩的几句话；一段是在欢迎兄弟党代表的文字后，加上对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表示欢迎的语句，这段新加的话，也是开幕词的最后一段话：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之后，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送给有关人员审阅修改。这已经是9月14日清晨4时30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吸收了大家的意见，稿子改得越来越好，毛泽东满意了。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李雪峰曾回忆说：八大开幕当天，毛主席致开幕词。主席对开幕词很满意，会议期间曾兴奋地告诉我们：开幕词最先是陈伯达写的……现在的开幕词是田家英写的。
四
八大开得很活跃，大会的透明度极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向外公布时，当选者名单是以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则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的。
八大中央委员选举结果排名前10位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第11至20位的是：陈伯达、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陆定一、罗瑞卿、徐向前、邓颖超、刘伯承；第21至30位的是：陈毅、彭德怀、廖承志、李先念、陈赓、聂荣臻、林枫、张鼎丞、彭真、乌兰夫。
八届一中全会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大书记中的四人外（任弼时已去世），增加了陈云、邓小平。
八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不是先提出候选名单，而是先进行一次没有候选名单也不限名额的预选，只是在预选前中央领导同志讲过一些原则性意见，并在各代表团进行讨论。预选的结果按照得票多少全部公布，然后整理成一份候选名单，各代表团再行讨论。讨论中，中央领导同志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就曾提出，李昌是“一二·九”运动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的总队长，应该列入候选者的名单中。在吸收了代表们的意见后，才提出一份候选名单的草稿，进行一次预选。再一次把预选结果拿出来，让代表们选举出一份正式候选名单，然后代表们再在大会上投票选举。
在一次筹备会上，毛泽东就选举中央委员问题专门指出：这次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没选上，先让一让老同志，让他们先“过过瘾”。实际上，毛泽东讲的不仅仅是让一让的问题，而是让大家注意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在后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也都补选进中央委员会。
有一天，大会秘书处给刘少奇送来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请他填写选票。他填完后交给秘书，并高兴地说：“我统统圈了。”刚开始秘书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回到办公室一看，原来他说“统统圈了”的意思是：一、他没有不同意的；二、他连自己的姓名下面也画了圈。通常选举中，为了表示谦虚，往往自己不投自己的票。其实，这个选举名单经过大会小会反复协商早酝酿好了，既然在酝酿讨论时自己也同意了，投票时再客气一番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统统圈了。”刘少奇欣喜的情怀溢于言表。
……
而在那几年困难时期，政协礼堂的工作反而搞得十分红火，文娱活动方面更是多姿多彩，吸引了许多委员和一些党外人士来礼堂参加活动。定期活动有：每周末一次舞会，每两周末一次电影，每两周搞一次各个剧种的晚会。不定期的活动有：小型文艺演出，一般在三楼大厅，常常以茶座形式出现，主要请一些名角演折子戏；举办笑的晚会，是侯宝林委员的杰作，参加活动的委员都可以讲笑话，大家讲的笑话经侯宝林委员润色，就变得有滋有味，刘斐常委就是笑的晚会的积极参与者，他每场必到，他讲的笑话，也常使人忍俊不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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